? 醫藥網11月9日訊 一、二線城市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期的今天,已經愈發不太“歡迎”原料藥企落戶和發展了,且原料藥企在一、二線城市也遇到發展瓶頸,或許和平分手,遷往三、四線城市才是最好的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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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環保高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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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一、二線城市不再是原料藥棲息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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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自從步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,中國經濟從一初期的粗放式、野蠻式、高速度的增長,逐漸向平穩化、高質量轉變,經濟“軟著陸”曾是前兩年的社會“熱詞”。而反映到具體產業領域,高科技、高附加值、輕資產的朝陽產業成為寵兒,尤其是在一、二線城市這種現象更為顯著。例如北京中關村、深圳南山區、武漢光谷等高新產業集聚的地區,逐漸成為這些城市的“新名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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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而傳統的重工業,尤其是污染較為嚴重、環保壓力大的化工業,如制藥及原料藥產業,在人口稠密、生活環境要求高的一、二線城市,已經愈發沒有“大聲說話”的權力。2015年1月1日,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的新環保法全面實施,更是加劇了一、二線城市環保管理部門對于原料藥生產企業的監管力度和治理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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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除了新環保法,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《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(水十條),2016年新修訂的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實施,2017年《環境保護稅法》發布,以及同年8月環保部等部門發布了《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-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》。這些系列政策的陸續出臺,更是為一、二線城市環保管理部門整治原料藥企提供了充足的“子彈”,原本就面臨著劇烈競爭、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原料藥生產企業,愈發覺得喘不過氣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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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成本上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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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一、二線城市成為原料藥“負擔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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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一、二線城市給予原料藥企的環保監管壓力,使得原料藥企只能在政策要求上亦步亦趨,否則將會受到新環保法頒布以來愈發嚴厲的懲罰措施,這不僅提高了企業違法成本,并且還嚴格了民事追償,且明確指出超標即違法,違法即受處罰等非常嚴格的懲罰措施。如規定了按日計罰制度,罰款總額上不封頂,建立“黑名單”制度;責令停業、關閉,甚至規定了行政拘留。所以,諸多企業決策者,只能不斷的在企業環保上不斷的加大投入,引進國際國內先進的治污、化污系統,環保設備,導致生產成本不斷上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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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除卻滿足環保需求的投入,一、二線城市還將從各個方面“圍剿”原料藥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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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一是土地成本壓力。一、二線城市經歷這么多年的發展,經濟體量已經與當初那個求你落戶的普通城市不可同日而語,高科技、輕資產、第三產業的不斷擴張,導致城市用地也逐漸緊張,或許原料藥企一開始落戶的地區不是城市核心區,而近年來才發現已經市中心圈內,土地租金壓力開始逐漸顯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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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二是人力成本壓力。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升,城市人口的綜合素質和收入期待也在不斷的攀升。以北京、深圳、上海為例,最低工資標準分別為2120元、2420元、2200元,人均工資收入分別為10712元、9655元、9030元。對于原料藥企這類基礎工人比例較大的工業企業而言,如果不提升員工待遇,就會出現留不住人,開不了工,出不了貨的尷尬境地,所以只能被動的跟隨潮流提升員工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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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成本的不斷上升,企業卻只能不斷的妥協,這只會陷入惡性循環,在原料藥貨源不斷受到印度等新興原料強國的競爭壓力的今天,我國原料藥企遭遇“兩頭受氣”的局面,更遑論提升產能和產品質量,擴大企業規模,謀求進一步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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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未來迷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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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一、二線城市讓原料藥無處容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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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原料藥企在一、二線城市所遭遇的困境,其實也不能完全歸咎于政策的嚴苛與一、二線城市的偏見。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逐漸轉向平穩較快發展之后,一、二線城市已經逐漸不再滿足其地域明珠,地區經濟中心的角色定位,而是立足當前較好經濟發展基礎,輻射全國,甚至放眼全球,建設一個在全世界都較為出色的經濟、人文、環境等方面都拿得出手的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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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而在此背景之下,高科技、高附加值、輕資產、偏向于第三產業的企業成為一、二線城市的第一選擇,該類企業一般而言,基本無環保壓力,符合當前創新型社會發展的潮流,利潤率高、不良資產率低,為城市貢獻的利稅也較為客觀。反觀原料藥企,環保壓力大,能耗高,占地面積廣,鮮明的對比之下,一、二線城市在有選擇的情況下,當然會優先發展高新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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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從歷史唯物主義發展觀看,歷史的所有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資的豐富程度,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,原料藥產業在經歷歷史的沉淀,其生存環境和生態已經在發生不可逆的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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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總而言之,一、二線城市已經不再適合原料藥企業生存,尋找另一塊能夠在環保上給予相對寬松、人力成本相對較低,土地價格不算太高,城市化潛力還待深挖的福地,應該即刻起進入原料藥企戰略決策者的視野中。而從全國范圍來看,相比較一、二線城市,三、四線城市無疑是更好的“戰略高地”。